华国锋深受毛泽东的青睐，其根本原因无疑是华国锋始终如一地恪守并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无论毛泽东如何言传，华国锋总能一一照办。此外，华国锋的诚实厚道，亦是他赢得毛泽东信任的关键所在。
文革动乱中稳步上升
正当华国锋在湖南致力于推进“农业学大寨”运动并大力兴修水利之际，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泽东亲自修订的著名《五一六通知》。自此，中国大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陷入了一场浩劫，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员均遭受了严重的冲击。
华国锋在“文革”中遭遇过两次小冲击。
一次，遭遇了湖南红卫兵组织“省无联”的短暂“炮轰”，然而风波很快便平息。
另一次则是“造反派”要打倒中共湖南省委另一个负责人，而华国锋表示反对。因为华国锋知道毛泽东表示过反对打倒这位负责人，所以他很坚决地说：“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我们不能举手。”为了这件事，华国锋也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当然，这种围攻也很快就过去了。
鉴于华国锋在“文革”期间并未遭遇显著冲击，他在1967年7月21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指派的一员，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征程，参与了由该小组安排的湖南两派间的谈判活动。至同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组”就湖南问题做出了最终决策。在周恩来同志的提议下，华国锋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核心领导成员。自此，他成为湖南省首位获此殊荣的省级干部，实现了“结合”。
在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撰写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他曾如此论述：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里，华国锋似乎并未遭受太多冲击，反而在混乱中稳步攀升，声望与日俱增。这或许与他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庇护有关。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华国锋曾向毛泽东表达过自己的赤胆忠心。毕竟，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与华国锋长期工作过的湘潭地区相隔不远。
然而，湖南省的“造反派”之间纷争不休，导致该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工作耗时良久，未能及时成立。在全国范围内，湖南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相对较晚，位列29个省市中的第19位。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在这份文件上，毛泽东亲笔批示“照办”，彰显了他对该决定的积极支持态度。
文件明确指出，需“全面揭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对“党内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如王延春等人”进行深刻批判。文件进一步宣布，“中央已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组成名单”。
两天之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由黎原担任主任，龙书金、华国锋、章柏森担任副主任。
因此，华国锋成为了湖南省的“第三号人物”，负责主管农业事务。
扩建韶山纪念地
华国锋就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后，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
“南有新田，北有安乡，这很好啊！”
自1970年7月起，华国锋肩负重任，担任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党委书记。该工程与韶山灌区齐名，同属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华国锋以扎实严谨的态度、勤勤恳恳的精神投入到了这一重大工程的建设中。毛泽东视察湖南期间，曾向华国锋讲述有关舂陵河的典故。舂陵河，作为湘江的重要支流，流淌在“欧阳海灌区”的核心区域。
毛泽东曾言：“古有舂陵氏者，行善积德，深得人心。故此河流被命名为舂陵河，以彰显其德。此可见，行善者，必受世人敬仰。”毛泽东此番话语，流露出他对华国锋同志务实精神的由衷赞誉。
华国锋在湖南期间，亦着力推动一桩“重大事件”：亲自主持韶山革命纪念地的扩建工程。
自1950年起，韶山便着手对毛泽东的故居进行修缮（后于“文革”期间更名为“旧居”）。众多游客慕名前来韶山，目的主要是参观这一故居。1961年3月，毛泽东故居荣幸地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毛泽东的故乡参观，人们逐渐感到，仅仅参观毛泽东故居已不足以满足需求。因此，在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提议下，韶山决定修建“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后更名为“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该陈列馆选址于距毛泽东故居约一华里的引凤山下。
在“文革”风潮中，成千上万虔诚的红卫兵与参观者如潮水般涌入韶山。恰逢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同志迎来74岁华诞，长沙至韶山的铁路线也宣告通车。韶山火车站矗立起一座高达米的毛泽东同志塑像。显而易见，这米高的塑像寓意着毛泽东同志的生日——12月26日。鉴于此，仅仅拥有毛泽东同志的旧居和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已显不足，于是1969年，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同志的主持下，启动了“韶山革命纪念地扩建工程”。
报道原文：当时的报道是这样的。
1969年，韶山革命纪念地启动扩建工程，首要任务是确保毛主席旧居及其周边的原貌得以保留。在探讨建筑规划期间，华国锋同志及时向我们传达了重要指示：韶山作为革命圣地，陈列馆的设计不能追求奢华，不应建造高楼大厦和过于华丽的建筑。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需深入学习毛主席《七律?到韶山》中“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意境，坚守韶山革命历史的原貌，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并注重节约资源。为了最终确定扩建方案，1969年春天，华国锋同志亲自来到韶山。他克服旅途劳顿，抵达后立即与当地负责人沟通，听取汇报。接着，他徒步攀登山头，实地考察地形。面对有人担忧山窝面积不足的顾虑，华国锋同志亲自用脚步估算面积，并用皮尺细致测量，最终用实际行动证实了扩建的空间充足。离开前，他反复强调韶山每一寸土地都应得到保护，并特别指出要保留山上的树木，尤其是几棵大树。我们遵循华国锋同志的指导方案，得到了群众的高度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多亏了华国锋同志的及时指导，才使得陈列馆的建设得以展现毛主席的意愿，完美保留了韶山的革命风貌。
1969年1月14日，华国锋在长沙亲自主持了“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纪念馆”的奠基誓师大会。湘区委员会，这一由毛泽东同志当年创立的重要机构，便坐落于此地的长沙清水塘。即便是在零下四五摄氏度的严寒中，华国锋同志也毅然决然地挥锹破土，为纪念馆的奠基仪式倾注了心血。
在华国锋同志在湖南推动这些纪念性工程的过程中，他多次重申，必须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保持无限的忠诚。
毛泽东向斯诺介绍华国锋。
1969年四月，华国锋的名字赫然映入中共九大主席团的名单之中，亦显赫于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名录。自是伊始，华国锋的身份从原先的“列席”参与者，正式跃升至中共中央的正式委员。
华国锋刚跻身中共中央委员行列不久，便迎来了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于庐山隆重召开的重要时刻。
华国锋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亮相，随即遭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会上，毛泽东对“接班人”林彪企图篡权夺位的阴谋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对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陈伯达给予了有力的打击……在这场激战中，华国锋自然而然地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
1970年秋季，华国锋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代理主任一职。
自中共九大落幕之际，党即着手对各级委员会进行系统性的重建。此项重建工程自上而下有序展开，首先着重于省委的重建，随后依次推进至地委与县委的重建工作。
一是持续深入开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运动；二是继续深化“斗批改”工作；三是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四是强化党的领导地位。
在此次会议中，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得以选举产生。紧接着举行的三届一次全会上，华国锋同志被选为第一书记，卜占亚同志担任省委书记，杨大易同志则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在中共湖南省委得以重建之际，华国锋同志为彰显对毛泽东主席的深切忠诚，迎着凛冽寒风，亲自率领省委委员们前往毛泽东主席的故乡韶山，并于彼处召开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首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亲自指定，华国锋同志被任命为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以及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交谈中，特别提到了华国锋的名字。随后，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华国锋的名字也因此首次进入了国际视野。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当时湖南的报纸为何没有报道，是否是刘少奇从中作梗所致？
毛：自然如此。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立场偏右。无论是宣传部、组织部还是省委，都被他视为需要彻底打碎的。然而，我们不能仅凭一桩事情就轻易下结论。湖南省也涌现出了一些杰出人物，其中第一位便是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他是一位资深的老同志……
毛泽东以亲切的口吻将华国锋昵称为“老人”，这既体现了他对华国锋的密切关注，也彰显了对他深切的信赖。尽管华国锋当时年仅49岁，尚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然而，毛泽东口中的“老人”，实则是指“老练的战士”，寓意深刻。
华国锋的“平民情怀”
在毛泽东与斯诺的对话中，不难发现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印象尤为深刻。华国锋之所以赢得毛泽东的青睐，最核心的原因无疑是他多年来始终如一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的每一指示，华国锋都毫不犹豫地付诸实践。
此外，华国锋性格诚实厚道，这也是他赢得毛泽东信任的关键因素之一。毛泽东屡次对他的这种品质给予高度评价，赞誉他为“老实人”。
华国锋在晋升为“英明领袖”后，确实赢得了广泛民众的拥护，其中原因之一，便是他本身的朴素作风。
华国锋怀揣着难得的“平民情怀”。即便地位不断提升，他依旧秉持着“平民作风”。在“宣传华国锋”的浪潮中，一幅描绘他帮助老妪捡拾蔬菜的宣传画广为流传，这无疑体现了他的“平民情怀”。
在湖南湘潭，广为流传着一段关于华国锋与三位孤儿之间的感人故事。
1951年6月，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湘潭县委书记。履新仅一个月，他在湘潭医院门前邂逅了一名无依无靠的孤儿。华国锋毫不犹豫地收留了这位小女孩，并委托县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负责照料。同年10月和12月，他又在湘潭街头遇到了两位孤儿，并同样将她们纳入了自己的庇护。这三个女孩分别是9岁、8岁和3岁，其中华清和华湘不幸双目失明。华国锋决定由政府拨款负责抚养这三个孤儿，并指定湘潭县招待所的刘秀英职工负责日常照料。尽管如此，他本人对她们的关心从未间断。岁月流转，这三个孩子最终都长大成人，结了婚，组成了自己的家庭。
华国锋平日鲜少置身于机关之中，他的身影常在农村田间地头。他身着简朴，总是以一袭布衣、一双布鞋示人。人们如此追忆1966年他在湖南郴州与衡阳地区“欧阳海灌区”工作时的情景：
“华书记真是朴素至极，身为高官却不摆架子，不乘坐小车，却乘坐卡车，这样的领导真是难能可贵！”
尽管那篇回忆录是在“推崇华国锋”的浪潮中发布的，然而其内容大体上与事实相符。
华国锋不止一次以一位普通家长的身份，亲自出席学校的家长会，其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在华国锋担任湖南地区职务期间，他的子女们相继就读于长沙北区中山路小学。他多次亲自步行至学校，向教师们征询对子女学习生活的看法。在子女求学期间，他始终坚持公平原则，不让孩子们享有任何特殊待遇。因此，华国锋也曾被该校师生一致推选为“优秀家长”。
1974年3月21日傍晚，北京166中学举办了一场针对1973届高中毕业生的家长座谈会。华国锋委员长的幼女苏莉亦为该届毕业生之一。接到学校的邀请后，华国锋委员长亲自步行至该校，于教室后排的座位落座。即便彼时华国锋已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重任，他仍以一位普通家长的身份，出席了此次家长会。
“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家中仅此一女。我坚决支持她追随毛主席的指引，踏上这条上山下乡的道路。”
随后，小莉搬迁至北京市平谷县许家务大队安家落户。1975年2月5日的清晨8时，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祥携同几位大队干部前往北京进行家访，华国锋以一位长辈的姿态，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交谈过程中，陈永祥从华国锋口中获悉，前一晚，辽宁营口、海城地区遭遇了地震。华国锋立刻准备乘坐飞机前往灾区。他是在启程前抽空接待了他们，鉴于他自认身为家长，坚持要亲自迎接他们的到访。
1976年8月4日，唐山遭遇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地震灾难不久，华国锋便迅速赶赴灾区。他乘坐一辆北京吉普，在满目疮痍的唐山废墟中穿梭，亲自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华国锋在向群众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之际，余震突然袭来，邻近的房屋梁柱轰然倒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尽管如此，华国锋依然坚定地继续讲话，勉励大家勇敢面对自然灾害的挑战……
2006年，值此唐山地震三十周年之际，一篇题为《唐山大地震中与华国锋的零距离接触》的文章由作者智青仁执笔，深情回顾了当年华国锋同志亲赴唐山救援的情景。
随着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的临近，我不禁回想起地震发生后与华国锋近距离接触的那段难忘往事。
1976年8月4日，晨曦微露，正值开滦吕家坨矿全体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矿上突然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当日下午，将有中央领导莅临矿区进行实地视察，具体领导身份尚未公布。
8月4日午后三点钟左右，骄阳似火，烈日炎炎。一支由二十余辆军用吉普车组成的队伍，依次驶入开滦吕家坨矿的东大门，直至矿办公楼广场前用简易棚搭建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前停下。在场等待迎接的领导与工作人员，目睹了第一位走下车来的，竟是时任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无不感到惊喜与兴奋。随后，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谢静宜、煤炭部长肖寒、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以及北京军区、省军区、国务院相关部委的领导相继下车。此外，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开滦党委书记赵成彬等亦随同抵达。
当时，担任开滦吕家坨矿党委书记一职的马庆云，引领各位领导步入由简易棚搭建而成的南向敞开式抗震救灾指挥中心。待领导们就座后，他随即向华国锋总理详细汇报了吕家坨矿在抗震救灾工作中的进展。我，身为矿办公室的一员，受领导委派在现场负责记录，得以有幸近距离（约两米）亲眼见证并亲耳聆听华国锋总理在吕家坨矿的风采。
华国锋身着一套朴素的灰色中山装，炎热的天气加之衣扣未解，使得他额头挂满了汗珠。他的面容红润，神情严肃而庄重。他最为牵挂的是职工群众的生活状况。在询问生活用水问题得到马庆云肯定的答复后，马庆云立刻将一碗热气腾腾的水倒在大瓷碗中，亲自呈至几位领导面前，邀请他们品鉴。华国锋端起瓷碗，轻抿数口，随即点头，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副总理陈永贵亦端起一碗，一饮而尽。
继而，华国锋便就地震发生前矿井的运营状况，以及地震所带来的损失、设施损毁、生产影响以及抗灾应对措施等事宜进行了详询，马庆云对此逐一进行了详尽的汇报。
恰在此时，我捕捉到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或许是急于将矿山所有状况一一道出，那位出身解放前老工人的矿党委书记在汇报过程中始终未曾停歇，以至于忽略了给总理留下插话的空间。坐在马庆云身后，手持笔记本静待记录总理指示的煤炭部长肖寒，略显焦急，遂在背后轻轻拉了拉马庆云，暗示他应多关注总理的指导。马庆云回望肖部长，似乎并未领会其意，仍旧不紧不慢地继续汇报。这一幕让我在旁忍俊不禁。
随后，华国锋终止了询问，并发表了关键性的指导意见，其核心内容是号召全体职工采取果断措施，全力抗震救灾，迅速恢复生产，尽快恢复煤炭供应。紧接着，在局、矿领导的陪同下，他步行至受损严重的矿井主井井架和洗煤厂厂房前，实地查看了破坏情况。他与矿洗煤厂、机电科的几位中层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了解具体情况，并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大约在下午四点左右，华国锋等领导带着对广大开滦矿工的深厚期望，离开了吕家坨矿。
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莅临视察后，开滦吕家坨矿的全体职工深受鼓舞，以此为强大动力，全面发起了抗震救灾与恢复生产的新的高潮。捷报频传，生产恢复的胜利消息接连而至。至1976年11月28日，开滦矿务局实现了全面恢复生产的伟大目标。次日，我亲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节目中收听了国务院向开滦吕家坨矿发出的祝贺电文，而《人民日报》亦于当日刊登了这一贺电。
当时，毛泽东身患重病，目睹《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华国锋在唐山视察的照片，不禁连声点头……
正因华国锋在个人品质上展现出令人敬佩的一面，毛泽东才赞誉他为“老实人”。
回忆起在中央警卫部队服役的日子，退役战士们深情地讲述，华国锋同志在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与中央军委主席的重任期间，尽管公务繁忙，却始终保持着亲民的形象。他时常亲自操持洗衣琐事，并亲自指挥战士们进行大扫除。对待下属，他始终保持着温和的态度，从不随意发怒，总是面带笑容，乐于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难题。对于工作人员提出的签字、合影等要求，他也总是有求必应，体现了他的平易近人。
正因华国锋怀揣着“平民情结”，使得广大民众对他常常抱以好感。
华国锋跻身中央
1971年二月，毛泽东亲自点将，将华国锋调至北京，参与中央事务。他被任命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晋升为组长，负责全国农业、财政与商业等领域的管理工作。华国锋由此从县委跃升至地委，再由地委晋升至省委，最终迈入国务院的行列，一步一个脚印，终至中央高层。
此刻，华国锋同志依旧身兼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职。中共湖南省委的日常工作则由卜占亚同志负责主持。
此刻的华国锋虽身处北京，却亦频繁往返于湖南之地。
1971年四月，毛泽东莅临长沙，目睹数位湖南接待人员胸前佩戴着毛泽东像章，遂以“讨嫌”一词表达不满，指示他们即刻取下。
在入住湖南省委招待所之后，毛泽东将亲自阅读过的16开本《共产党宣言》赠予了招待所的员工，并叮嘱他们务必深入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原著……
毛泽东在这些细节中，显露出了他对林彪所倡导的“四个伟大”口号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时追求“走捷径”这一做法的明显反感。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踏上了为期约一个月的神秘南巡之旅。
8月16日，毛泽东抵达武汉，逗留逾十日之后，转赴长沙。在长沙停留了五日时光，他于8月31日启程前往南昌。
华国锋作为随行人员，有幸在武昌与长沙两地聆听毛泽东同志讲述我党光辉历史及庐山会议的详尽情形。
此次毛泽东南巡，旨在向全国各地的党、政、军领导传达重要信息，进行“提醒”与“提示”，旨在从思想与组织层面，全面解决去年庐山会议遗留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问题。
8月25日，毛泽东对华国锋言。
你的思绪始终萦绕于农业领域，而我则全神贯注于路线斗争的思考。诚然，你所提及的农业议题同样涉及路线斗争，但这里所涉及的路线更为宏大，单纯的农业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着眼于国家东西南北中的整体布局，以及党政军民学等各个方面。在工农业的发展中，我们固然要给予关注，但现阶段，路线斗争的问题才是最为关键的。农业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路线问题。
毛泽东此语一出，华国锋顿感警觉，立刻认识到，路线斗争已成为当下最为关键的首要任务。
此次毛泽东莅临长沙，气氛显得格外庄重，迥异于平日。他在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安顿下来。抵达九所后，毛泽东便即刻与华国锋和卜占亚进行了会面交谈。
广州军区与广东省的领导人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负责人韦国清，应毛泽东主席的召唤紧急赶至长沙。在此，毛泽东主席与他们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
最后，毛泽东又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毛泽东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华国锋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曾对华国锋等同志强调：“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坚决摒弃修正主义的倾向；必须维护团结，坚决抵制分裂的行为；必须行事光明磊落，切莫沉溺于阴谋诡计。”
随后，毛泽东亲自领唱了《国际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歌曲。
毛泽东自长沙赴南昌之际，华国锋迅即下令，要求湖南全省范围内广泛传唱《国际歌》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歌曲。
随后，世人逐渐领悟，毛泽东的这些交谈被称作“吹风”，亦被称为“打招呼”。在此期间，毛泽东的数次谈话内容后来被汇编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与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在谈话中直接提及林彪。
此次庐山的争论与前九次迥异。前九次均已得出结论，而本次事件中，对林副主席的保护并未对其个人进行定论，但他显然需承担部分责任。对于这些人的处理，仍应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林副主席，我们仍需给予支持。不论是谁犯下错误，若不注重团结和路线，恐怕都不太适宜。回到北京后，我将继续与他们进行交流。即使他们不主动联系我，我也会主动找他们。或许有些人可以挽救，有些人则可能无法挽回，这取决于实际情况。未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可能悔改，另一种则是他们可能继续固执己见。若犯了重大原则错误，或路线、方向上的错误，作为领头人，改正起来也相当困难。历史上，陈独秀是否改过？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是否改过？答案是没有。
在与林彪的交流中，我指出他的一些观点存在不当之处。例如，他认为全球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位天才，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代人，而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到一百年，怎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天才呢？中国历史上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等人，又怎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所谓的“顶峰”和“一句顶一万句”等说法，您过分夸大了。每句话都是独立的，怎能说一句能顶一万句。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我明确表示过六次，每次发言都算作一句，合计六万句，但他们并未重视，我的话半句也未能引起他们的注意，等同于零。陈伯达的话在他们那里才真正具有分量，所谓“大树特树”，名义上是树立我，但实际上是在树立他自己。还有关于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说法，实际上，缔造并非仅我一人之力，而且缔造者也不一定能亲自指挥。
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论”。
在与华国锋的交谈中，毛泽东曾言：“在此次关键时刻，叶剑英的贡献不可忽视。”虽与叶剑英交往不深，毛泽东的这番话却令华国锋铭记在心。此后，在华国锋领导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对叶剑英的倚重便源于此前的这句肺腑之言。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不幸在叛逃途中遇难。
1971年寒冬之际，伴随着全国范围内对林彪的“批修整风”运动，华国锋再度彰显了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他率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及一批地、市委书记，不畏严寒，奔赴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并在那里举办了专题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我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不幸离世，期间曾由李震代行其职。随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任命华国锋同志接任公安部部长一职。
谢富治，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病故于北京。
尽管华国锋未曾涉足公安领域，他却受到毛泽东的推荐，被赋予公安部部长一职。这一职位的重要性，无疑众所周知。自此，华国锋在北京牢牢地扎下了根基。
毛泽东安排党政军接班人。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如前所述，毛泽东第三次指定的继承者乃王洪文。然而，当时毛泽东在选拔接班人一事上，考量周全：1972年9月7日，毛泽东将王洪文自上海调入；1971年2月，又从长沙引进了华国锋；此外，毛泽东亦重视早在1969年7月便自沈阳迁至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1916年诞生于河南新县，与华国锋同乡，相差五载，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上将。他于1930年投身红军，次年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德生凭借实战磨砺，从基层的排长、连长、营长到团长，步步高升。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他毅然奔赴抗美援朝战场，担任副军长一职。归国后，他被晋升为军长，并进入高等军事学院深造。学成归来，他依旧担任军长之职。因对“郭兴福教学法”的总结工作作出显著贡献，引起了广泛关注。自1968年起，李德生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最根本的一点，当然是因为华国锋多年来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怎么说，华国锋就怎么做。另外，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泽东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
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其实，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对陈云的来信作了批示。
当时，陈云跟邓小平一样，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谈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区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在信中写道：
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访的时间。
翌日，毛泽东便在陈云来信上批示：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泽东又在陈云来信的信封上批示：“请总理办。”
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批示，陈云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陈云能够从江西回到北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于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信，同样也从江西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所以，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在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
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
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
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月31日，毛泽东在《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
不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泽东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当时华国锋在国外的知名度并不高。外国记者很惊讶中国突然“冒”出个华国锋，称华国锋为中国政坛上的一匹“黑马”。
5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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